南瓜的称谓有章可循，但是对北瓜的定义则争议不断。此前，已有学者指出所谓的“北瓜”既是现代科学分类上的“北瓜”（Cucurbita pepo L.var. kintoga Makino），也可能是南瓜、冬瓜、打瓜（瓜子瓜）的别名或西瓜的一个品种名。笔者认为，可以进一步细化北瓜的称谓情况，北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都是南瓜的别称。此外，将观赏南瓜称为北瓜的情况也有一些，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，将笋瓜、打瓜等称为北瓜的情况相对较少。
学界不少学者追溯了北瓜出现的源头，并由此寻求其原初的情景和本义。我们见到一种新的观点：“南瓜应是扁圆形，北瓜则多呈葫芦形，成熟的南瓜或黄或红，而北瓜皮色多为深绿或像西瓜一样有条纹；南瓜应是首先落脚在南京一带，最初在南京为中心的地区逐步传开，北瓜则应是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，最初在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盛传。”此说将“北瓜”从属于南瓜的葫芦形、深绿色品种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。
“北瓜”古之未有，诚如南瓜一般，“北瓜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《宣府镇志》和嘉靖四十三年《临山卫志》，且与“南瓜”并列。因宣府镇和临山卫相去甚远，可视两地均为中国“北瓜”的原生地。两地同时出现了与“南瓜”不同的瓜类被命名为“北瓜”，可见“北瓜”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之说似有不妥之处，无法解释嘉靖《临山卫志》以及其他明代南方方志中的“北瓜”。
虽然“北瓜”这一名称在后世所指的瓜类增加，但“北瓜”诞生之初与南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原生之“北瓜”的称呼是南瓜所有品种的总括代称（这就与“南瓜”并无二致了），或南瓜的一个品种（葫芦形、深绿色）的别称，或是笋瓜。三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均等的，但在不同时空下，其作用方式、程度与主次关系又各有不同。清代以降，北瓜的意涵又增加了作为观赏南瓜、冬瓜、打瓜（瓜子瓜）的别名或西瓜的一个品种名，更让人莫衷一是了。上引观点所说的情况并不全面，仅是“北瓜”众多意涵的一个面相。
“北瓜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来自北方的瓜。但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北方地区，这个“天地之中”本身偏北，外来的瓜种叫“南瓜”“西瓜”“东瓜”（冬瓜）都有其合理性，“北瓜”则成了瓜类命名的视觉盲区。所以，夏纬瑛在《植物名释札记》中认为，本无“北瓜”之名，古人欲以瓜从四方之名，强出一“北瓜”之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北瓜”指向概念化新型瓜类，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隐喻，而不能单纯地将之对号入座到某一种瓜类或某瓜的某一品种。
如果说“北瓜”最早（如明代）指代某个品种，是否就可作为“北瓜”最初意涵的定论？我们认为是否定的。因为“北瓜”一词从来流行不广，如道光《武缘县志》载：“北瓜今未之闻”，在历史时期指向混乱，从来没有取得过共识。民间众说纷纭，自说自话。新中国成立之后虽对“北瓜”有过界定，但也没有普及，造成了我们今天的混乱。
所以，即使清代、民国时期出现了“北瓜”新的含义，也不能认为与“北瓜”最初的意涵相悖。由于语言、民俗、交通等信息交流的桎梏，那时的国人并不清楚更早些时候和其他地域“北瓜”的情况，加之古代尚无科学的鉴别法和分类法，即使后来人发现命名错误或重复命名的现象，但各地已经形成了“小传统”，文献中才会出现“北瓜”所指五花八门的现象。要之，“北瓜”最初的意涵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，很难具体到某种瓜类。
因此，才会出现将一些不认识的瓜命名为“北瓜”的情况。但是，其他瓜类如冬瓜、西瓜、黄瓜等传入中国日久，即使仍有极少数地区认知不清，但民间总体认知度还是较高的，该瓜的称谓一般不会混淆。换言之，西瓜、冬瓜等瓜类的命名已经定型，虽然有诸如寒瓜、东瓜等别称，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。但是南瓜则不然，16世纪初叶方引入中国，即使有李时珍等人以正视听，但毕竟是新鲜事物，加之知识和时代局限，不少人对南瓜的来源抱有疑问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多样性之最”的南瓜在种形、颜色上差异太大（果实的形状或长圆，或扁圆，或如葫芦状，果皮的色泽或绿或墨绿或红黄），其基因库太过丰富且极易发生变异，会加剧国人认识的难度（即使是今天我们要识别南瓜与笋瓜也要从茎、叶、花、蒂多方面入手）。
概言之，古人将个别非典型南瓜命名为“北瓜”时，并不知它其实就是南瓜，才会造成“南瓜”“北瓜”并列的现象，所谓的“葫芦形、深绿色品种”就属于这一情况。那么，明代的“北瓜”除了是葫芦形、深绿色品种的南瓜之外，还有什么情况？我们认为笋瓜（Cucurbita maxima Duch ex Lam）是不容忽视的。
笋瓜亦是葫芦科南瓜属作物，与南瓜很难区分，但其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并不逊色于南瓜，我们通常所见最重的“南瓜王”其实多是笋瓜。但因“笋瓜”之名诞生于乾隆年间，相对较晚，导致我们很难把握它的流布史。笋瓜被命名为“南瓜”或“北瓜”是很有可能的，因为色青、色黑、色绿的笋瓜是很常见的，但基于文献我们已经无从考究（同样基于文献也无法判断葫芦形、深绿色就一定是南瓜）。夏纬瑛认为，将笋瓜称为“北瓜”的原因是笋瓜“皮之色白者，俗亦呼为‘白南瓜’，若省去‘南’字，即是‘白瓜’，‘白瓜’可以因方言而读作‘北瓜’”，如嘉庆《定边县志》载：“北瓜，皮瓤子俱白，味甘美”，就是笋瓜。
即使“北瓜”仅是南瓜的一个品类，不代表没有人知悉二者的相通性。所以，明末张履祥《补农书》载：“南瓜形扁，北瓜形长，盖同类也”，逐渐“北瓜”就作为南瓜的代称了，这种情况应该最为普遍。鲍相璈《验方新编》载：“南瓜，北人呼为倭瓜，江苏等处有呼为北瓜者”，张宗法《三农纪》载：“南人呼南瓜，北人呼北瓜”，此类例证不胜枚举。民国时期，“北瓜”已经完全成为南瓜的代名词并大有赶超“南瓜”的趋势，齐如山在《华北的农村》中就说，“北瓜亦曰倭瓜，古人称之为南瓜，乡间则普遍名曰北瓜”。
总之，清代以降，“北瓜”在不同地区的指向越来越多，已经让人极易混淆了。所以，如光绪《黄岩县志》载，“南瓜俗名南京瓜，实大如盋，北瓜差小，俗名北岸瓜，以来自江北也”，这种似是而非的记载已经不足为信了。就如“洪洞大槐树”的口口相传的历史记忆一样，记忆是由社会建构的，越接近晚近，其层累的痕迹越明显。
模糊地将“北瓜”视为“南瓜属”的共同体是大致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能轻易将“北瓜”对号入座，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民国以后，“北瓜”几乎得以替代“南瓜”，但是后来又发生了“南瓜”转向。
（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（2020M671514）、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（2020Z275）阶段性成果）
（作者单位：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）
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
作者：李昕升